曹丕即位之初，孙权耀兵西过于江汉间，看似有图蜀之意，实则亦有问鼎汉北之图。曹丕忙于安定内部，只得暂时隐忍不发，随后索性将襄樊二城焚弃，曹仁、吕常等荆州守军亦受诏移屯至宛城等地。此时孙权兵锋正盛，岂有不作为之理。孙权不仅派遣将领陈邵占领襄阳，并且将汉北南阳诸县民众五千户，一股脑儿迁徙至汉南。襄樊战役期间，曹操将驻扎于居巢的二十六军悉数西调。襄樊围解后，曹操为促使孙权放心大胆的长驱西进，火拼刘备，故而将夏侯惇、张辽等长期驻扎在合肥一线的守军，徙屯至豫州召陵、陈郡一带。如此一来，孙权长期以来的悬顶利剑被摘除，昔日的胆寒之地合肥，如今也已沦为空城一座。自建安十三年以来，孙权在合肥就没占过便宜。现时曹魏新君即位，无暇南顾，孙权面对如此良机，不免又要张牙舞爪一番。张辽传曰：“孙权复叛”，曹休传云:“遣将屯历阳”,孙权垂涎于淮南之地而觊望淮水，不轨之心昭然。此处恰好又为“吴方称藩、曹孙方睦“提供一例反证。东徐广陵一线自两次匡奇之战以后，已不再是曹孙两家争锋之焦点。官渡之战期间，曹操为应付强敌袁绍，不得不对江东采取怀柔政策，将“有吞灭江南之志“的陈登迁至东城任太守。直至建安十三年以前孙权“尚与中国和同，未尝交兵“，广陵一线亦得以相安无事。随着两家在赤壁燃起战火，之后合肥一线便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。赤壁战后，孙权偷袭合肥、挺近淮水之计虽未能成，但足以使曹操惊出一身冷汗。因此曹操于建安十四年、十七年、十九年、二十一年四次向合肥一线用兵，之后更在居巢屯留屯重兵。孙权亦数次想拔掉合肥这个眼中钉、肉中刺，然而每次皆为无功而返，也就无暇将目光投向广陵一线了。然而就在曹丕即位之前不到一年，孙权与吕蒙君臣二人就曾商讨过取徐州之事。当时吕蒙以“不如取羽，全据长江“为由，建议舍徐州而取荆州。现如今莫说关羽早已损命，就连从秭归至巫县数百里长江险要，西蜀之屏障，亦尽在东吴掌控之中，基本可谓竟长江所极也。魏文帝黄初三年，始置都督诸州军事，或领刺史。又，上军大将军曹真都督中外诸军，假黄钺，则总统外内诸军矣。明帝太和四年，司马宣王征蜀，加号大都督。高贵乡公正元二年，司马文王都督中外诸军，寻加大都督。晋受魏禅，则都督诸军为上，监诸军次之，督诸军为下。使持节为上，持节次之，假节为下。使持节得杀二千石以下。持节杀无官位人，若军事，得与使持节同。假节，唯军事得杀犯军令者。魏车骑为都督，仪与四征同。若不为都督，虽持节属四征者，与前后左右杂号将军同。自魏以来，庶姓为州而无将军者，谓之单车刺史。凡单车刺史，加督进一品，都督进二品，不论持节、假节。随着魏晋以来的军职演变，单纯的节将已经显得鸡肋。黄初三年，满宠假节钺而不为都督，这便没啥大不了的，与汉末那会自然不可相提并论。延康元年，曹丕三路征吴，基本拔掉东吴在江北的据点。满宠一路在广陵故城以北破吴军，之后很可能案曹休端历阳之做派，拔掉东吴在广陵故城的据点。因为黄初三年曹丕三路征吴时，孙权已是临江据守，而此前张辽、曹休等已在海陵、江都一带活动，与吴郡丹徒仅一水之隔。故而我认为经延康元年之役东吴已将防线收缩至江南，而在江北不复屯兵。此役中曹丕可能并未亲临前线，只是前锋满宠就已将广陵之役搞定。要说满宠传中记载有错误，我认为将“破吴於江陵有功”放在广陵精湖战役之前，显得不妥。此处应该发生于黄初三年三路征吴期间。但我认同精湖之役发生于延康元年，而不认同卢弼的黄初六年之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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