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京哪里是治疗白癜风最好的 https://wapjbk.39.net/yiyuanfengcai/ys_bjzkbdfyy/在汉末三分天下的过程中，荆州地区就因为其优越的地理条件，重要的战略地位以及及丰富的自然资源，给它的发展带来了便利的条件。在刘表的治理下，荆州社会相对安定，经济文化教育繁荣，人才相对集中，引发了曹操、刘备、孙权三大集团对它的激烈争夺。荆州地区既能为三方提供扩张发展的良好条件，又能制约三方的行动和框定其各自的战略取向，其得失显示出三方力量的此消彼长和政权的兴衰，也突出了荆州重要的战略地位，成为三方势力的战略缓冲地带。魏、蜀、吴对荆州地区的争夺，也说明了此地地理位置的优越性。一、吴魏对江淮地区的争夺曹操在赤壁大战惨败后，不得不直面魏吴分据南北局面基本形成的现实，在战略上进行调整，由单纯的军事进攻转变为攻防并重。因此他积极经营江淮地区，首先，稳定江淮局势，阻止吴军取淮南而北上；其次，以江淮为基地，俟机南下，“观兵于吴会”。从曹操的行为来看，战略防御是重点。孙权自赤壁与曹操交兵以来，亦积极用兵于江淮地区。据《三国志·吴主传》载，建安十三年十二月，即在与曹军赤壁鏖战的同时，孙权亲自率领将兵围攻合肥，使张昭攻九江之当涂，至次年春，不利退兵。建安十六年，得知曹操将来侵，作濡须坞。建安十八年正月，孙权拒曹操于濡须月余。使操不得进而退。建安十九年五月，权征皖城，闰月，克之。后征合肥，败还。孙权在江淮的军事行为体现保守江东的一面，在保守江东的同时意图夺取天下。建安十六年，孙权移都秣陵，次年改名建业，江北濡须水口的作用更加突出。濡须水出巢湖，东南注于长江，北方军队如从巢湖过濡须水渡江，兵锋即可逼建业。为防御曹军南下，吴在濡须口筑坞。曹操一再南侵濡须，皆未能得志。显然，孙权在江淮的军事行动，一方面是为了解除长江防线的危险，另一方面也是抢占北进的基地，毕竟孙权是想通过江淮问鼎中原。建安十九年，孙权又与吕蒙讨论取徐州的问题。孙权谋取徐州，即是企图把战略地带推进至淮水一线。三国鼎立特别是诸葛亮出师北伐后，孙权在江淮地区接连动作，企图有所作为。吴在江淮地区争夺的最主要目标是合肥。孙权曾先后六次亲征合肥。合肥号称“淮右噤喉，江南唇齿”合肥可攻可守，在江淮地区成为南北兵家必争之地，在某种意义上讲江淮之争其实就是合肥之争。合肥对于曹魏和东吴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。对东吴来说，占领了合肥，就基本上控制了江淮地区，将大大缓解长江中下游防线的压力，还可以向北发展，进逼寿春，威胁中原。曹魏自然会对此极力阻止，曹魏在防御东吴的过程中注意防江，曾设广陵、沔口、西阳等重镇阻止东吴占领长江防护地带，但最终效果都不理想。史念海先生指出，曹魏以中原的许、洛为政治中心，以寿春为维护中心，说明曹魏在防江之时，还注意到守淮。如前所述，曹操在赤壁之战后，就将合肥的经营作为防御孙吴的基本战略。明帝时，吴蜀联合行动，魏东西两境同时受敌。魏为了休养生息，积蓄力量，“东置合肥，南守襄阳，西固祁山”，对吴、蜀实行全面防御。总之，由于曹魏的坚守，最终让孙权无能为力。诸葛亮死后，蜀一时对魏没有军事行动。曹魏于是在淮南大规模展开屯田，积蓄军力，准备与吴重新争夺江淮地区。东吴鉴于这种情况，也调整了经营江淮的战略，把战略进攻变为战略防御，吴魏在江淮的争夺基本维持常态。二、吴魏对江汉地区的争夺建安九年荀彧也为曹操谋划：“先定河北，后修复旧京”，最后“南临荆州”，便可“天下大定”。后被孙、刘联军败于赤壁。战后，曹、孙、刘三家分割荆州，东吴将荆州的南郡等地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，曹魏则仍占有襄阳、樊城一线以北地区，吴魏在荆州的对峙形势基本形成。东吴控制的荆州要害在江陵，江陵据全楚之中，“左顾川陕，右控湖湘，而下瞰京洛”，自秦以来即为南郡治所。吴沿置不变。但是江陵为四战之地，易攻不易守，须与襄阳互相呼应。若“襄阳不守，则江陵以北危”。黄初三年冬，曹魏围攻江陵的战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，拥有江陵的同时还必须拥有襄阳。襄阳自古为兵家必争的要地。对东吴而言，不论是保护荆州还是向北发展都有必要占据襄阳。因此夺取襄阳一直是东吴的战略目标。早在建安十四年，周瑜即向孙权建议，“据襄阳以蹙操”，而“北方可图”。因而，孙权在夺取江陵及其附近地区后，即连连向曹魏占领的襄阳发起攻击，双方由此牵动了将近十万的兵力。对于曹魏来说，襄阳是拱卫许、洛，南伐孙吴并实现全国统一的战略基地，因此曹魏非常重视襄阳的防御，在与东吴的长期争夺过程中，始终针锋相对，绝不退让，这就使东吴长期围攻襄阳一无所获。建安十三年赤壁败还，曹操留曹仁、徐晃守江陵，乐进守襄阳。江陵失守后，曹操即令曹仁驻守樊城，吕常驻守襄阳。建安二十四年，蜀将关羽发动襄樊战役，襄阳一线防御几乎动摇，魏军退守樊城魏将满宠认为，樊城得失至关中原安危，“今若循去，洪河以南，非复国家有也”，主张坚守等待援兵，曹仁于是死守樊城，魏大军援至，终始樊城无恙。魏文帝曹丕即位时，曹魏多数大臣鉴于襄樊一带遭受战争破坏，主张将荆州州治撤至宛。此时曹魏尚无能力统一全国，在军事上摆出了守的态势。襄阳居汉水之南，虽南有岘山之险，但魏军不善水战，难以控制汉江防线，阻挡吴军进攻，如果主守襄阳，江汉一旦失控，其守军就必然孤悬于外，如此“（吴）一战而胜，则（魏守军）不攻而自服”。地处平旷的樊城虽在汉水之北，但易受攻击，作为军事指挥中心也不合适，所以魏将布防重心转移到宛。魏放弃襄、樊，其荆州丧失殆尽，于战于守都十分不利。当曹仁驻宛时，孙权即遣陈邵进据襄阳。以曹魏的利益而言，它可以暂时放弃襄、樊，但决不允许东吴插足，文帝不久即重建襄、樊，作为宛的外围据点。如此布置，既可以避开吴水军之长，保留可供回旋的战略缓冲地带，同时又保持了襄、樊两个极具战略意义的城镇。到魏明帝时，随着南北争夺的加剧，襄阳为曹魏御南重镇的地位再次得到确认，“南守襄阳”成为了曹魏的基本战略国策。“魏人之保襄阳，亦如手脚之救头目”。襄阳的政治、军事地位进一步提高。荆州之争，东吴无法取得襄阳，魏亦无条件大规模南下，双方遂长期相持于江汉一带。三、晋吴对荆州地区的最后争夺司马氏灭蜀后，随之取代曹魏。晋一时忙于内部与北方少数民族事务，暂缓对东吴发动攻势，双方基本维持魏吴对峙形势。泰始五年（）二月，晋武帝以尚书仆射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，镇守襄阳；征东大将军卫瓘都督青州诸军事，镇临淄；镇东大将军东莞王伷都督徐州诸军事，镇下邳，着手进行灭吴准备。由于蜀汉已经灭亡，荆州地区就成为晋吴争夺的重点，也成为了晋经营的重点。与此相应，东吴在荆州方面也做了不少努力来抵御晋的吞并之势。如吴主孙休、孙皓派遣重将陆抗镇守荆州；孙皓甚至曾徙都武昌，加强荆州防御；连续出兵攻晋之江夏。晋之江夏与吴邻接，是北方向南方突出的一个据点，对吴长江中游防线构成较大的威胁。此时，东吴在荆州的争夺平衡已经打破，东吴已经处于劣势。但江夏乃是晋荆州南部要镇，吴此举，自有破坏晋经营荆州的意图和作用。晋、吴在荆州的军事斗争的意义，可以从西陵之争反映出来。西陵原名夷陵，位于今湖北宜昌，本是吴御蜀之重镇，为吴蜀争夺的要地。吴永安二年（），蜀亡前夕，孙休即以陆抗为镇军将军，都督西陵。永安七年二月，蜀降魏后，陆抗率大军兴师西上，进围巴东。魏使将军胡烈领步骑二万击西陵，以救巴东，陆抗等引军而还，东吴此举打着救蜀的旗号，实际上想要加强上流防御，而魏的行为已经充分了司马氏争夺西陵的锋芒。晋之所以处心积虑地谋取西陵，是与其灭吴方略密切相关。的确，晋欲灭吴，必须借助水军，而水战非北军所长，取蜀后方有顺流之势，可弥补不足。“晋灭蜀。吴不能救，失掎角之势，晋之取吴易矣”。就战略大势而言，弥补晋水军力量不足非常重要。西陵不破，益州水军难以发挥作用。因此，晋特别重视对西陵的争夺。当晋兴军灭吴时，虽还没有取得西陵，但经过十数年的努力，极大地削弱了吴西陵乃至荆州的防御力量。取得长江上游是为了便于突破南北中间地带，这是晋努力争夺荆州的基本原因。在平吴战争中，晋出军二十余万，兵力仅与吴相当，之所以能够如此轻松迅速地灭吴，完成统一，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：一是吴主孙皓不令，政治慌乱；二是西晋国力占据绝对优势，更为重要的是晋基本控制了双方的中间地带——荆州地区，在战略上占据据对的主动，最终晋吴之间对荆州地区的争夺以晋的胜利而结束，而这次胜利是决定性的，晋不仅控制了整个荆州，并且顺利的灭掉了东吴，实现了完全意义上的统一。总之，荆州地区是魏、蜀、吴三方争夺的中间地带，它的存亡关系着三个政权的兴衰存亡，谁最终得到这一地区，谁就会问鼎天下，最终，西晋得到了整个荆州，也完成了统一，三国之间的中间地带也随之消亡。四、总结荆州地区是三国时期争夺的一个焦点，荆州的得失关系到魏、蜀、吴的兴衰。魏、蜀、吴三国鼎立是我国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第一次分裂。其彼此征战与兴衰在中国大地上形成轰轰烈烈的壮举。战争总是在一定地域上进行，地理环境对于国家关系、军事力量的抗衡以及作战规模与方式等有着深刻的影响与制约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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